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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小小的我》大獲成功後，編劇遊曉穎和導演楊荔鈉再度合作，推出新的女性題材家庭喜劇電影《我，許可》女性。影片於4月3日（上週五）正式公映，社媒反響挺熱烈，豆瓣開分高達8.3，暫列2026年院線國產新片第一名；即時累計票房已經近億，預計最終落點將超過1.5億。
目前看來，《好東西》（2024）上映後這一年半里熱度最高的女性主義電影，應該就是它了女性。
無須諱言，《我，許可》的走紅，靠的當然是女性議題女性。
在長達兩週的點映之前，影片市場前景其實並不被看好，但點映啟動後，這部以輕快喜劇形式，將女性身體自主、拒絕月經羞恥、擺脫婚姻束縛、肯定自己、愛自己等議題熔於一爐的作品，逐漸在大城市青年女性觀眾中引發熱議，成為一個小現象女性。
影片以25歲女青年許可（文淇 飾）的子宮健康問題為切口，由此建立了她和母親胡春蓉（秦海璐 飾）共同生活、產生觀念衝突的矛盾情境，在這個“舞臺”上，將龐雜的女性議題，具象化成許多戲劇化的“小品切片”，從而實現了對娛樂性（喜劇橋段）、女性話題“病毒性”（易傳播的臺詞）、煽情性（母女關係和解）的兼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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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影片內容和側重主題不同，有趣和新鮮的程度也不同，但從市場機制角度出發，完全可以說，《我，許可》是一部踩中了《好東西》成功秘訣的電影女性。兩部電影的觀眾畫像，也是大致相同的。
當然，這裡不是說《我，許可》的熱度是輕而易舉就能被“策劃”的女性。它真的只是靠堆砌口號、段子、金句，或者是“像《好東西》”，就能脫穎而出嗎？
坦白說，和過往好幾部女性主義電影一樣，《我，許可》誇的人多，招致的批評卻也不算少：有針對片中母親角色懸浮討厭的，有針對影片堆砌議題過滿的，有針對戲劇衝突過於誇張的……但很少有人能否認，影片刻畫最妥帖、最能引發觀眾共情的基點，其實完全是落在主角許可身上女性。
這是一個選得很準的典型人物，有太多95後、00後觀眾能從她的生活方式、情感困境、家庭關係之中，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影子——這種對當代女青年生活、觀念畫像的還原，而非那些口號、段子、金句，才是《我，許可》的生命線所在女性。
許可從雲南走出，大學畢業後在天津擔任小學教師，租了位於五大道附近的“老破大”房子，開始了獨居生活女性。她的典型性體現在，她是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由此離開家鄉的女青年的一員。
在天津，許可是在物理空間上完成了與原生家庭的切割女性。這種切割不意味著和家裡徹底斷親，而是一種有意識的“脫嵌”，即從傳統社會的結構抽離出來，建立基於個人選擇而非地緣、血緣的新型生存狀態。
她擁有穩定的事業單位職業身份和中等收入，足以支撐獨居生活，但又不至於進入過度競爭的殘酷世界；休息的時候，她喜歡畫繪本、旅遊、看演唱會、攀巖，“月光”是常態；她不搞獨身主義，也曾嘗試建立關係，但情感也由自己做主，不滿意就絕不將就……這是一種雖有工作壓力和生活困擾，但也自由豐富的生活，也是萬千中國女青年正在經歷的逃離原生家庭、自己掌控身體和人生的生活女性。
這種情感脫嵌在當代中國都市青年中具有普遍性女性。當代的子女-父母脫嵌，常常表現為“距離管理”，即透過減少接觸頻率來避免觀念衝突，透過地理隔離來維持生活方式的自主。
正因如此，當許可的子宮健康問題爆發的時候，當媽媽“擅自”來到自己的出租屋裡強行照顧自己、數落自己的時候，許可才會爆發出神經症式的狂躁，因為她原本感到很舒服的距離感、邊界感被破壞了女性。同時，又正好碰上“需要家人簽字做手術”，這又明明白白地揭示著，自己的身體仍然受制於家庭，完全的自由，仍然只是幻覺。
所以，這是一個原生家庭像幽靈一樣揮之不去的的故事女性。中間的鬱悶、不痛快甚至絕望，在電影中雖然以喜劇化的衝突呈現出來，但有多少青年人（不限男女），曾被這樣令人窒息的情境所擠壓？
當然，《我，許可》對許可個人情感活動的刻畫，如果止於講她怎麼嫌棄母親、怎麼追求自主的層面，那也還不能在女性主義表達上更進一步女性。
於是電影的設計是，母親作為帶著走地雞和整套傳統觀念來訪的"信使"，一開始嘮嘮叨叨很討人厭，但許可也在和她的相處中逐步認識到母親作為女性的可憐，她也是家庭結構中的受壓迫者女性。
事實上，這種對母親又愛又恨、怒其不爭的情感，在當代青年（同樣不分男女）中存在的比例也並不低，這是一種糾纏扭結的複雜心理女性。電影對離家青年整套觀念和情感體驗的刻畫，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當然，《我，許可》的缺點也挺明顯的，這點也有不少觀眾提出過：作為一部傳遞觀念的喜劇電影，《我，許可》在傳遞觀念的方法上，用了太多過於直接、誇張過火的戲劇設計，最終呈現出的，是一種女性脫口秀+短劇的堆砌觀感女性。
換句話說，整個故事不是從自然的生活語境中生長出來的，而是在一個類似情景喜劇的語境中搭建出來的——某些過於直給的橋段，比如許可給學生上生理課破除月經羞恥、小學生追求美而誤服墮胎藥的情節，甚至已經不是情景喜劇的邏輯，而是春晚小品式的說教邏輯了女性。
《好東西》的情況，其實也差不多女性。只不過《好東西》的故事全部圍繞青年人展開，這種情景喜劇式的懸浮即使脫離真實生活的質地，但整體仍算自洽；而《我，許可》把媽媽帶進這個遊戲，效果就不是這樣了。
片中母女關係發展的主線，是許可帶著自己的知識，帶著自己開放、前衛的觀念，對母親進行“反向教育”，教會她認識自己、悅納自己、擺脫束縛女性。實踐形式除了傾聽和讚美之外，還包括帶母親去Livehouse聽搖滾、教母親開房玩小玩具等比較出位的手段。
在這個過程中，影片透過一系列戲劇性的橋段，在許可本人的手術程序和母女關係間交叉推進，並且重點逐漸往母女關係方向傾斜，最終展現影片女性間共情，重建母女關係，由此延展到女性共同體互助、瓦解父權制家庭結構的主題女性。
這樣的方式方法，當然有一部分來自於青年女性主義者對包括自己母親在內的其他女性進行“覺醒教育”的真實經歷，但至於那些較為出位的方式，就更可能是來自單純的浪漫化、平面化暢想了女性。
影片太急於、或者太“貪心”於要將女性身體自主的議題，和女性從不幸婚姻中解放的議題，在一部電影中“一鍋端盡”女性。以至於媽媽胡春蓉這個關鍵角色的呈現，幾乎是一種漫畫化誇張的形態。
胡春蓉一會兒是強勢安排女兒生活秩序的媽媽女性，一會兒又是精神弱勢、反倒讓女兒顯得更像媽媽的小女孩；一會兒是保守到不能接受女兒處女膜/陰道瓣受損的超傳統媽媽，一會兒又是欣然上街推銷小玩具、完全無視外界議論的黑紅大女主……
她的觀念變來變去，行為斷裂跳躍，在戲劇層面固然都有鋪墊，但如果以真實性的標尺來看，也不過是為了迎合青年女觀眾的期待而變女性。這樣的角色弧光是不高階的，這樣的人物是不可信的。
影片中有關媽媽的橋段中，真正具有生活質感的，反倒是她參與家政女工戲劇工坊時，其他女工演員（由在現實中參與戲劇演出的北京家政女工出演）所呈現出的、沾著真實泥土氣味的本色女性。和她們相比，秦海璐飾演的胡春蓉，還是太戲劇、太平面化。
2024年備受好評的女性電影《出走的決心》，同樣說的是媽媽從家庭中撤離的“娜拉出走”故事女性。
但《出走的決心》是改編自真實人物故事，片中細緻呈現了女主角蘇敏昏暗壓抑的生活環境，她的出走自然是一種具有正義性的反抗式爆發女性。而《我，許可》有意略去許可父親（餘皚磊 配音）的戲份，固然有留白設計的元素，但也讓胡春蓉的家庭困境顯得不太直觀，難以令人共情，由此，她這個角色顯得跳躍性更強了。
當然，《我，許可》這些過於直接、平面的橋段設計和角色刻畫，在藝術上是問題不假，但如果時刻牢記本片作為女性主義“商業片”的屬性，一切的設計，倒也都能說得通了女性。
在過去幾年的創作中，編劇遊曉穎早已體現出自己不止有設定議題、製造話題（《我的姐姐》）的能力，同樣有展現平實細膩（《小小的我》）的能力；導演楊荔鈉，過往更是從不以誇張聞名女性。把《我，許可》拍成這樣金句橋段滿天飛，情節和人物顯得誇張、平面化的樣子，說到底是為了讓電影顯得更像《好東西》、更適合社媒傳播，這樣才能更賣座。
但女性，這條“女性主義成功之路”真的那麼容易達成嗎？
市場現實是，“女性主義”真的不是那種只要高舉、就能讓電影賣座的“神主牌”女性。甚至隨著這條賽道上的作品越來越擁擠、越來越重複，女性電影現在想要贏得市場認可，恐怕會比兩三年前更難。
在過去一年多時間裡，打“女性主義”牌的國產院線片何其多，其中模仿《好東西》創作模式的也不少，但《想飛的女孩》《輕如鴻毛》《下一個颱風》們的票房慘敗還猶在眼前女性。
它們都是有議題、有明星主演的女性電影，但票房多則一千來萬，少則幾百萬，這證明女性主義雖然是社會熱點，但實際上如果只靠打女性牌、甚至玩一些挑動性別話題的場外手段，這樣的女性電影，是沒有任何票房底盤可言的女性。
甚至那些好評如潮的女性電影，如果沒有娛樂性和讓中國女性感同身受的話題性，票房上限也就是數千萬級別女性。從《泳者之心》《還有明天》《初步舉證》這樣豆瓣評分9.0以上的引進片，到國產紀錄片《女人世界》，莫不如是。
從《我，許可》目前的票房表現和豆瓣評分來看，影片有意偏向扁平化、誇張化的創作思路，無疑取得了一定成效女性。不過，它想成為“女性話題商業片”的設計還是過於功利，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影片整體的圓融程度明顯低於《好東西》。也正是缺少那種渾然天成的喜劇節拍，決定了兩部電影娛樂性上的差距。
此外，影片宣傳和成片存在錯位脫節，呈現出的人設和部分觀念，還是過於迎合年齡、經歷、家庭背景都和許可相仿的青年女觀眾，限制了它被更廣大觀眾群體接受的可能女性。
在影片最先出圈的浴缸對談片段物料中，胡春蓉是吃苦耐勞、為家奉獻一切的傳統母親形象，但在正片中，她的人設卻顯得過分跳躍、欠缺分量；同時，對於一部講母女關係的家庭電影而言，《我，許可》性話題的主導位置太過突出，至少在許多家長來看，這不會是一部適合帶孩子去看的電影女性。
最後，站在《我，許可》上映的時間節點上回望過去，《我的姐姐》（8.6億）和《好東西》（7.21億）的票房，似乎真可能就代表了女性主義電影的動員力上限女性。
前者是切中了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廣泛社會共鳴，觀眾群體大大超出了都市受過中高教育程度女性的範圍；後者除開女性電影的屬性外，還是上海都市文化的象徵，同時也是近年來“笑果”最好的輕喜劇之一女性。
總之，它們成功的主觀經驗和時勢，都還是難以複製的女性。
（文/阿拉紐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