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具有重視法制宣傳教育的傳統教育。舉例而言：春秋時期鄭國鑄刑書、晉國鑄刑鼎，將法律公之於世，使民眾得以知曉、研習律法；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徙木立信，樹立法治的權威；秦朝建立之後，命令百姓以吏為師，奉法而行。概而言之，中國古代的法制宣傳教育，主要有如下十條路徑。
第一，透過兒童啟蒙讀物宣傳法律思想教育。《三字經》既宣揚“孝”的倫理，如“香九齡，能溫席。孝於親，所當執”；又闡釋“悌”的德行，如“融四歲，能讓梨。悌於長，宜先知”；還承載了“三綱五常”的核心禮法思想，如“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弟子規》依據孔子教誨編撰而成，是規範日常言行的生活準則，分為孝、悌、謹、信、愛眾、親仁、學文七個部分，核心思想為儒家倡導的孝悌仁愛。《女兒經》是中國古代針對女子的思想道德與行為規範教材，提倡“父母罵，莫作聲，哥嫂前，請教訓”“夫婦和，家道成，妯娌們，要和順”。
第二，透過戲曲宣傳法律思想教育。包公戲流傳南北，幾乎覆蓋各類戲曲劇種。戲劇中的包公，雖然並不等同於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包拯，但集歷代廉吏形象之大成。他清正廉明、鐵面無私、心智過人、執法如山，凝聚了古代社會百姓對清官的企盼、對司法公正的嚮往。
第三，透過詩詞曲賦宣傳法律思想教育。如《詩經·小雅·北山》傳遞天下一統、法度歸一的理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唐詩中彰顯民本法治與倫理教化思想的佳作頗多，韋應物《寄李儋元錫》以“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道出官吏履職盡責、體恤百姓的法治操守，元稹《遣悲懷》以“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傳遞民間情理與禮法相融的教化核心。宋詞中飽含家國大義與忠君守法情懷的作品，以陸游《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岳飛《滿江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為代表。在中國古代家國同構、禮法合一的治理體系下，愛國情懷並非單純道德情感，而是以家國大義詮釋忠君守法、維護大一統法度的法治核心，這類詩詞正是對這一核心法律思想的生動詮釋。除詩詞之外，元代散曲同樣承載著法治教化意蘊，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以“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直擊民生疾苦，深刻蘊含以民為本、體恤蒼生的法治核心。
第四，透過石刻宣傳法律思想教育。秦刻石是中國秦代碑文遺存。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巡遊期間，於嶧山、泰山、琅琊臺、芝罘、芝罘東觀、會稽、碣石七處立石刻文，史稱“秦七刻石”。宣傳法制是刻石的內容之一。如泰山刻石記載：“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治道執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琅琊刻石記載：“除疑定法，鹹知所闢”“歡欣奉教，盡知法式”。芝罘刻石記載：“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
第五，透過衙門匾聯宣傳法律思想教育。因儲存比較完整而被譽為“中華之最”的河南省內鄉縣縣衙，其建築物上共有匾額30餘塊、楹聯30餘副。其中，彰顯儒家民本理念的有大門聯“治菊潭，一柱擎天頭勢重；愛酈民，十年踏地腳跟牢”，彰顯儒家德主刑輔理念的有申明亭聯：“申劣情揭贓利懲前毖後，明事理化芥蒂治病救人”。此外，還有旌善亭聯：“旌忠良褒清廉亙古不變，善黎庶敬孝悌萬世流芳”，獄神廟聯：“爾違條犯律，罪有應得；吾發奸擿伏，歧途指返”等。
第六，透過科舉創設“明法科”提高官員法律素質教育。宋太宗時期，詔令“諸科始試律義”，將律法納入科舉考核範疇。宋神宗為扭轉“近世士大夫，多不習法”的學風，進一步設立新科明法，考核律令、《刑統》大義與斷案能力，極大激發了士人學法習律的積極性。蘇軾在《戲子由》中寫道：“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其本人亦是學法通律的踐行者。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參加科舉考試，所作策論《刑賞忠厚之至論》獲主考官梅堯臣、歐陽修賞識，拔擢為第二名。禮部複試時，他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名。
第七，透過設立“申明亭”宣傳法律教育。申明亭是明清兩代地方張貼榜文、申明教化的官方場所，明洪武五年由朱元璋詔令全國府州縣及鄉里普遍設立，常與旌善亭並置，主要用於公示善惡案例、調解民間糾紛。亭內由鄉里推選的“老人”負責宣講律法、評斷戶婚田土等民事糾紛，其調解結果具有司法前置效力，未經申明亭處理不得徑直赴官告狀；重大案件則以木質牌匾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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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明清時期把官員要“講讀律令”條文載入《大明律》教育。《大明律》專設條文規定：“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史官，按治去處考校。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敘用。其百工技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通曉律意者，若犯過失及因人連累致罪，不問輕重，並免一次。”《大清律例》沿襲此制，同樣對官員“講讀律令”作出規定。
第九，透過制定家訓宣傳法律教育。例如，包拯家訓有言：“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意思是：“後代子孫做官的人中，如有犯了貪汙財物罪而撤職的人，都不允許放回老家；死了以後，也不允許葬在祖墳中。不順從我的志願，就不是我的子孫後代。”家訓文末，包拯又批註：“仰珙刊石，豎於堂屋東壁，以昭後世。”這是說，“希望包珙（包拯兒子）把上面這段文字刻在石塊上，把刻石豎立在堂屋東面的牆壁旁，用來告誡後代子孫。”
第十，透過設立皮場廟宣傳廉政法制教育。明代朱元璋重典治貪，要求各府州縣衙門左側均建皮場廟，內建土地神龕，官衙大堂公座左側懸掛塞滿草的人皮袋（時稱“皮草囊”）。該場所專用於對貪官實施剝皮刑罰，以震懾貪腐、宣揚廉政律法，強化官吏守法敬畏之心。
需要強調的是：上述中國古代宣傳法制、法律思想的做法，誕生於封建專制的歷史語境，其中維護封建等級特權、嚴刑峻法懲戒百姓、漠視民眾個體權利、依附皇權專制統治等內容，則完全背離現代法治的核心要義，必須堅決摒棄、理性批判教育。但同時，這些做法中亦有重視基層普法教化、堅持德法共治、以通俗載體傳播法治理念、依託家風家訓涵養法治意識等經驗，貼合法治傳播規律、蘊含樸素治理智慧，屬於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值得今天的我們梳理和借鑑。
（作者系河南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教育：法治日報
作者: 郝鐵川
